1951年11月，陶铸胜利完成了广西剿匪任务，返回武汉途中，第一次顺路回祁阳老家。这次顺路还乡，再三叮嘱秘书关相生，“不要惊动任何人，买点水果作礼物就可以了。”

当天下午，陶铸就坐小船到石洞源老家去，开始乡亲们还有些拘束，陶铸就笑着叫起自己的小名来了:“我是陶猛子呀!怎么?难道还认不得我了么!”乡亲们一听，都笑了，看陶铸没半点官架子，说的话也就多起来了。有的说:石洞源山多田少，没得生活出路。有的要求陶铸多带几个族中侄辈出去，在城市安排个工作，让家乡“沾沾光”。陶铸笑着说:“石洞源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，是个好地方嘛!稻田虽少，荒山闲土开垦不尽，还有林业，生产大有潜力可挖。不是没得出路，看你怎么想的、怎么干的”。他接着说: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，不能搞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的事情啊!”

他在祁阳只住了一天一晚，第二天就返回武汉。秘书关相生和警卫员商量：陶铸搞革命，离家二十多年，就这样一筐水果探家吗?他们私下决定，给陶铸母亲和他哥哥留点钱，但这事又不能明告诉老人，告诉了，她肯定也不会收，便在离开时，悄悄地在他母亲和他哥哥的桌子抽屉里，分别各放了50万元(旧币，合新币50元)。回到武汉，关相生向政治部副秘书长刘云初汇报了陶铸的工作，并告诉了这件事。刘副秘书长认为关秘书这件事办得对，批示报销结账。关相生还不敢向陶铸汇报此事，便向曾志谈了这个情况，希望曾大姐能从中帮着说几句话。不料当天晚上，陶铸手里拿着100万元，走进关秘书房间来，板着面孔对关相生说:“你这是好心办了错事啊!我不是早就向你交代过吗?对私人的事情，不能动用一分钱公款。我是政治部主任，能带这个头吗?明天快把款子交上去，报销条子取回来。”

陶铸的母亲长期住在农村，他每月给老人寄30元生活费，有个时期老人埋怨钱给少了，不够用，陶铸一再恳切地对老人说：“目前群众生活水平还不高，我们干部家属生活上不能脱离群众。”有好几次，组织上打算让陶铸的母亲迁入城镇落户，陶铸都严词拒绝，说:“农村老人那么多，你们都给迁了，再考虑我母亲。”就这样，他母亲1962年病逝前，都一直住在祁阳农村。陶铸的堂弟、侄儿等十多位亲属，一直在石洞源农村劳动。